过去的数十年，无论在理论、艺术和科学中都发生了一个后现代转向，它主要是一种范式的转变，如有些人所认为的，是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划时代转变。生活中各个方面的巨大动荡与变化使许多人认为，我们已经跨越了现代时期而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后现代时期。①这些观点激起了过去２０多年中关于后现代问题的争论（参看贝斯特Steve Best、凯尔纳Douglas Kellner的著作，１９９１），引发了现代与后现代拥护者之间的理论论争。由于各种文化、技术、经验的新形态及经济、政治、社会的惊人变化，使得当代社会与它之前的生活形态出现了明显的断裂，从而带来了现代时期的终结。在文化领域，最近的十几年中出现了对现代主义的否弃，同时各类艺术中的后现代主义遍及从电影到新兴多媒体的各个美学领域。此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也波及学术界的各个领域，对包括科学在内的众多领域中的知识传统提出了挑战并且已经改变了它。

    我们把这种表现在社会生活、艺术、科学、哲学中的巨大变化称为“后现代转向”理论。在这本书中我们提出，我们已经进入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一个新的、巨大而未知的疆域。后现代转向包括在广泛领域中从现代到后现代理论的转变及向一个新范式的趋动，这一范式以新的方式观察和阐释世界。后现代转向还包括后现代政治的出现，后现代特征的新形态及文化、技术的新结构。特别是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即我们已跨越现代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后的）带来挑战、危机与可能的历史空间。

    后现代转向是令人激动和振奋的，它所带来的经验、理念和生活形态使已有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不再无可争议，并提供了观察、写作和生活的新方式。后现代转向超越了那些既定的，人们久已习惯安于其中的事物，而进入一个新的思想与经验的王国。它不仅包括新型的文化与日常生活形态，也包括已经到来的日益扩展的全球经济和文化、政治及后现代自身的新方式。勿庸置疑，后现代转向是全球性的，已波及整个世界，活跃在从学术界、前卫文化圈到大众文化及日常生活的广泛领域，因而尽管对于后现代多有争议，但它对于阐明当今时代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起初，许多人将后现代转向视为一种时尚而不以为然，并预言不出几年它便会销声匿迹。可是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却不断扩展，引起广泛兴趣，并赢得了热忱的拥护者与激烈的反对者。“后现代”这一术语作为当下时刻的同义词、作为表达当代生活的新异独特及与现代社会、文化断裂的标志词而日益为人们所接受。但也有人们尚未达成一致的方面，如后现代由那些因素组成，我们现在处于后现代的什么位置，以及哪些理论最恰当地阐明了当下时刻的状态与经验。与此相关，在下面及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将描述那些错综复杂通向后现代的道路，对于那些在理论、艺术和科学中出现的关于后现代的探讨给予研究。

    我们将描述和分析后现代转向中的那些重要时刻，从而确定我们当下所置身的时段。我们的目的是探寻理论、文化及社会生活中的重要转变，以便达成我们对从现代到后现代转变过程的认识。我们将结合社会学理论和文化批评理论来描述“当代历史”（福柯语，Foucault）,探讨“当代社会理论”（霍克海姆语，Horkheimer）。我们认为，描述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需要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这一视角将当下与它的过去联系起来，当下取决于过去，同时过去又预示着未来。像我们所理解的，批判理论拒绝时下的机械论观念，它把历史拆解为任意的、无意义的一系列“事件”的碎片（比如，这种虚无主义观可在福柯那儿找到例证），而批判理论把过去、现在、未来视为一个逐步展开的动态过程，尽管有时它有断裂，但仍是有意义和连续性的。批判理论也不赞成实证主义者那种事实与价值、理论与政治的分裂，因而用“应该”（ought）来向“是” （is）发问，寻求当代社会解放的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视为在未来是能够而且应该实现的。通过分析阻碍人类实现更大自由、社会公正稳定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素，并设想新的社会形态与情感可以使这些可能性实现，由此，批判理论获得了一种规范化批评和乌托邦理想的力量。批判理论坚持认为，只有在以民主和生态原则管理的理性社会中，人类自由得以实现的时候，黑格尔的“理性是现实的”（the rational is real ）才是可以认同的。当然，与黑格尔不同，那样一个社会的实现不是靠绝对精神的实体化，而要靠人类的斗争。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保证一个人性而生态的社会的实现。而只存在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新的关系的可能性，而在这种可能性中，斗争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在第一章里我们将从后现代的概念入手对后现代转向的状貌作一个暂定性的描述，并揭示那些我们将涉及的重要概念、观点和问题。在第二章，我们将探讨１９世纪思想家，如克尔凯郭尔、马克思、尼采思想中那些有关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来源，揭示这些思想家对后现代转向的当代形态的预期，以证明我们所认为的，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并非空穴来风，它在现代理论及其发展中早已有一个被预见的复杂历史。在第三章我们将探讨后现代从德 博尔（Debord）和国际环境决定论者（the 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到简· 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法国后现代理论的发展道路。德· 博尔和环境决定论者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做了在当代消费及传媒社会中的现代阐释，揭示了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环节，在他们的影响下，鲍德里亚对这一新的后现代时代作了最先的也是最具说服力的分析。

    在这些对后现代理论发展脉络的分析之后，第四章将探讨在文学、视觉艺术及建筑中后现代文化的起源，描绘各类艺术中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折。我们的分析表明，在一个形象和景观的后现代社会 中，文化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文化批判理论的建设和文化研究，及对文化和技术上这种转折的意义、影响及后果的追问都将是十分必要的。

    第五章分析了与现代科学形成断裂的后现代科学的发展。我们认为，从现代科学到后现代科学的变迁是进入后现代转向的一个重要通道。我们考察了在当代科学讨论中出现的混乱无序的概念，与之伴随的是将生物、生态与宇宙作为整体来理解的观念，这一观念对误入歧途，试图统治自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了质疑。这些科学中的后现代转折与社会理论、哲学、艺术中的后现代发展是相伴而行的。在第六章中，由后者出发我们将描绘后现代范式转换的轨迹。在这即将结束的一章中我们将进入一个新的概念领域和社会领域，在其中关于后现代的讨论将得到更为充分的展开。

    至此，我们已提出许多表现了后现代转向的系谱、叙述与方式，其中每一种都有自己认定的前驱、特定学科领域、发展道路和论点。没有一个后现代的系谱是中立而没有动机的，包括那些对它们观点的回应，无论是肯定、赞同后现代的如汉森（Hassan），还是批评它的如哈贝马斯（Habermas），或者其他与之相关的讨论。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后现代转向跨越了艺术、人类学、科学、政治等多种不同的生活领域和理论领域。我们将追溯后现代在这些领域的来路，描绘后现代转向在这些领域的拓展，阐释后现代所以获得时代眷顾的原因。在我们展示艺术及科学领域的后现代转向怎样与从现代社会到后现代社会，从现代理论到后现代理论共同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将介绍艺术及科学领域中后现代转向的不同状态，以及与之相应的不同理论。这样就形成了每一领域通向后现代的不同道路以及对它们的不同描述，同时还包括在描述特定领域及一般领域的后现代转向上的激烈论争。尽管存在种种不同与争论，但我们还是希望展示出后现代讨论中的共性部分，那些共同的视角、特性以及它们在后现代范式中的聚合（参看第六章）。

    我们以什么方式追溯后现代的系谱将决定我们怎样看待当代社会，以及我们在看待当代历史的无常变化、现代社会的各种问题及未来前景时采取肯定或否定、简单或复杂的观念。因而，为了取得对后现代的动态的符合其自身复杂性的描述，这种描述将同时观照后现代发展中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它的前进与回归，在研究中追溯不同系谱和采用不同视角将是十分重要的。

    我们的全部目的即是描述各个不同领域的后现代转向，展示他们迥然相异的发展轨迹。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有所不同，它们却正在聚合生成一个新的范式，虽然现在它还不是主导性的，正在激烈的论争之中。如库恩（Kuhn）所定义的（１９７０），一个“范式”是一个价值、信仰及设定方案的聚合体，无论它是明确或是不明确的，都是一个更开阔的看待世界的方法和标志。库恩观察到，在全部科学史中的那些范式转换，那些革命性的概念总是使那些原来占统治地位的观念与方法陷入危机，并最终将其消解，那些新的假设、理论和研究论题最终将导致一个断裂性的变革。库恩指出，在科学中，一个既定的范式要到另一似乎更具阐释力的，取代它的范式出现时，才会消失。换句话说，在任一既定的学科内总会有某些观念和方法占主导地位，当对现状提出严重挑战的新方法出现，新的方法如果成功，便取代原有的观念方法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但随着思想格局的不断发展变化，它也随时会被更有力的挑战者所淘汰。

    库恩只探讨了科学领域中的范式，实际显而易见，在理论、艺术及文化领域中也有这样的范式，比如福柯试图用他的“知识”（episleme）概念（１９７２）对现代文化不同发展阶段的把握。概念化之后的“后现代范式”这一词语不仅意味着在当代每一理论及艺术专业领域内的特定转向，也意味着它们聚合为更广泛影响社会文化的更大的概念，同时也还意味着日常生活的各种价值与实践。我们试图不仅将范式转换置于观念的历史中来研究，还把它作为发展的社会及体制性因素的后果来看待，这种后果被工业、技术、经济、政治以及科学的变化所推动。因此，我们既将范式转换视为特定领域的一种内在而独立的回应，也将其视为福柯早期所力图确定的，那种作为一般性基础而隐含的，（考古学）的“知识准则”的变化，并将这一准则视为人文科学领域内部概念破裂的表征，及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变化和思想文化影响的一部分。哲学、艺术、文学和科学有着他们各自的历史、问题、争论和概念的发展变化，但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在深层次上，它们也都为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条件所决定。

    所以，我们将考察那些既定领域中内部与外部的变化，既要避免社会学的简单化与决定论，又要避免概念化，因为它们都不能把知识的变化看作是广阔的社会形态与社会运动的一部分。而在我们看来，不同领域中的后现代范式转换是作为对那些被认为是重大的、教条式的、错误和压制性的观念与方法的批判性回应而出现的，同时也是作为对社会、政治、经济、技术发展的回应而出现的。在下一章里，我们将描述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范式的特点，阐释后现代范式中那些主导性的概念。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描述在理论、艺术、科学及政治领域中出现的后现代范式。我们将梳理赞同和反对后现代理论的观点，并提出我们的主张，即我们正处于由现代向后现代过渡的阶段，因而现代与后现代的视角是相互关联的，它要求一种新的，能把握当下生活与发展的混沌与复杂性的，综合的跨学科的方法。

    我们力图接续我们前一部书《后现代理论》（贝斯特，凯尔纳 １９９１）中的工作。在那本书中，我们回溯了从福柯到詹姆逊（Jameson）这些现在已成经典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以及相关的一些研究，这些研究补充和完善了此前这方面的工作。在这部书受到肯定之后，我们将我们独自和联合发表的关于后现代文化及理论的文章收集起来，对所有文章进行了重新修订，增加了新的观点，并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因此，现在这部书，像我们的第一部书一样，是我们合作完成的，它是一个结构严密的整体，它表达了我们对当下社会、政治、文化的共同看法。我们的合作是跨学科的，我们对社会、哲学、传媒文化、绘画、建筑、文学、科学、技术以及政治等广泛领域的话题进行了考察与批判。书中表达了我们的观点，即可以通过多元的方法与理论视角对社会现实进行充分的分析。在我们两人近来的著作，凯尔纳的《传媒文化》（Media Culture，１９９５）和贝斯特的《历史观中的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Historial Vision，１９９５）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关于后现代理论和当下社会、文化的新观点，即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这样一个领域，它介于现代与某个新的被称作“后现代”的东西之间。对这个已被大量滥用的概念的内涵及其相关性进行分析将是我们未来研究的一个课题。

注释：

于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概念的书现在已可装满一个小型图书馆，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它们包括：鲍德里亚１９８３ a ；１９８３b ；１９９３［１９７６］；利奥塔（Lyotard）１９８４［１９７９］；克罗科和库克（Kroker and Cook）１９８６；哈维（Harvey）１９８９；特纳( Turner )１９９０；拉斯（Lash）１９９０；贝斯特和凯尔纳１９９１；詹姆逊１９９１；鲍曼（Bauman）１９９２；司马特（Smart）１９９２，１９９３；莱恩（Lyon）１９９４；波登斯（Bertens）１９９５。

为了写作这部书，我们重新研究了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 ）的《后现代转折：后现代理论和文化论文集》（１９８７）。虽然他的书与我们的书有着相同的题目，哈桑的副标题便包含了后现代的范式转化，他列举了轶事作为自己的论据，但我们的方向是完全不同的。哈桑的那种琐细的症侯式分析方法是我们所不取的，即那种讥讽的、孤立的、戏谑和任意的隐义与暗示。哈桑的书是某种后现代类型的范本，是那种谜般令人费解的文章的集结。对于“后现代理论与文化”他在书中既未给出定义，也未给予清晰的阐释。实际上，哈桑是一个使用列表（名称与概念）、引文、例证和深奥术语的“定义”高手。正如他不无自得地承认的：“我没有定义现代主义，我更不能定义后现代主义。”他在多处提到托马斯·库恩的名字和他关于范式转换的观点，但除了用含混的理由反对外，并未涉及范式的概念。他声称我们生活在一个“正在变化的后现代时刻”，而同时这一时刻却已跨越了任一意义的后现代转折点。与此相反，我们一方面承认后现代的复杂性、多重性与未完成性，但同时我们也力图阐明和描述后现代的各种系谱、方法与类型，考察后现代的各种使用与误用，以及它进步与后退的不同方面。后现代既是开放、未定和仍在发展的，同时又不是不可定义和分析的。哈桑试图逃避“右派或左派所倾向的”“灵活的实用主义”和“后人本主义”（xvii）这两个在詹姆斯（James）和杜威（Dewey）的传统中完全相反的两个概念，但我们并不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的变化是后现代转折中那些重要方面的基本原因，也是近日全球社会与环境危机的主要根源。此外，我们力图恢复平等、民主和人本主义的基本准则，它们曾是组成现代和进步传统的最优秀部分，而现在却正被哈桑和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所丢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