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延续至今的大众传播系统，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信息传播的“沙漏”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编辑、记者们享有配置新闻信息资源的行业特权；而在计算机网络营造的虚拟时空中，信息传播者与信息接受者则可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的交流伙伴；许多大众报业时期孕育出来的新闻守则，也将由此让位于新型的交流规范。另一方面，这种电脑化的虚拟时空亦给现存的新闻传播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条件。面对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大众传媒将如何设计自己的未来之路?进入虚拟时空的新闻报道怎样保持其特有的优化人类生存质量的信息品质?传统的受众如何学习掌握利用电脑网络进行信息交流的技能……凡此种种，都需要传播学者们认真地思考与研究。

　　电脑化信息交流网络的问世及其迅速发展，使得新闻实践猝然面临着一种咄咄逼人，并且势将经久不息的挑战。那些与大众传媒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社会组织和文化、政治机构，当然也面对着同样的挑战。在这篇讲演中，我要先来剖视新闻行业最重要的产品——新闻。按照我的理解，所谓新闻，乃是一种特有的能够优化人类生存状态的信息范畴。我还准备结合大众传媒既有的和正在进化、更新着的技术背景，透析新闻的生产与发布过程。我将对传统的大众 传媒(特别是报纸、广播和电视)同电脑信息媒介之间的对接与碰撞给予特别的关注。

　　对于大众传播，我们可以预想两条争执不下的未来之路：

　　一条是现状的延展与渐进。眼下的传播结构与传媒运作规程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尤其不会出现那种遽然发动的更张改制。许多人都对信息交流的这种未来寄予厚望，认为它切合社会大众的普遍利益。然而，目前的大众传播制度亦不无隐忧，它始终被谁有资格控制新闻与信息的采制和传递、这种控制到底服务于哪些人的利益等问题所困扰。

　　当然，我们也可能选择另外一条未来之路。在这条路上，我们将目睹新闻及大众传媒体制脱胎换骨、蜕变重构的景观，新闻业和大众传媒业将因此进入一种权力更加分化、等级壁垒更少，同时也更易受到失控和无序威胁的交流格局。我们有理由期望，这种未来的格局能够含纳更多的民主气息，能够为人类的信息交流提供更加符合人性、更富于人道主义精神的社会讲台和论坛。但是，这种期望最终可否化为现实，这种交流格局之中的传媒运作能否具备上述理想品质，目前还难下定论。

　　总之，新闻与传播的未来走向，既可能循故制而姗姗渐进，也可能变旧法而鼎新激变。事实上，真正的未来更有可能是两者的“杂交”，或是两者中的一方因着国别与文化背景的差异，能够较之另一方赢得更多的眷顾与优势。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对于信息交流而言，没有任何争议的未来之路和一无是处的未来之路都是不存在的。今天，我在这里对信息交流的未来所作的种种预测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充分地认识到，每一种信息交流的“未来”都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新闻界、行政当局和民众三方相互争执和冲突的大舞台，他们必将在这座大舞台上，围绕着评判利益得失、控制权力关系等问题展开持久的政治角逐。作为这场角逐对象的权力关系，既可能盘错在传统的大众传媒结构及形态之内，也可能萌发于人称“网络空间”(Cyberspace，亦有人译为虚拟时空、虚拟现实、电脑空间、万通时空)的新型交流结构与形态之中。针对新旧传播体制的支配与监控所进行的种种权益之争，其结果，必然会对更大范围内的社会权力部门及其制度的合理性产生重要的影响。为了新闻业的生存与自由，亦为了躬行民主政治式的争鸣，在本次讲演中，我愿就信息交流的未来发展试陈管见。

       新闻与权力

　　让我们从卡尔·马克思和马歇尔·麦克卢汉相同的一个观点谈起。他们认为，信息技术编织着权力关系。在旧的传媒体制为了维系自身的完备而极力抵制传播新技术的时候，这一见解的正确性尤易得到理解和印证。我以为，当今新闻业就恰恰走到了新旧交接的临界点上，她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网络空间的门槛，而另一只脚却还被成型于大众报业时期的各种规范和准则所缠绕。

　　纵观报纸与电视的传统运作程式，不禁使人想起一只巨大的沙漏。从四面八方吮吸而至的信息之流，线状地挤进新闻业这只狭窄的“漏口”，并由此散播给众多读者或观众。而记者、新闻机构——有时也包括政府部门，则无异于盘踞在“信息漏口”的把关人。他们对涌入“传媒之漏”的各种信息，操有生杀予夺之权。不过，根据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政府部门只能在这一领域小心翼翼地行使颇为有限的权力。这种沙漏式的传媒运作程式导致了权力的失衡，利益的天平明显地朝着传媒阵营倾斜。作为传媒信息的把关人，新闻采编者的手中并没有真枪实弹，但他们却权高位重，因为他们控制着新闻的生产与传播，拥有营造和维持社会信息环境的巨大能量。这种能量、这种控制力，乃是传媒机构驾驭社会的坚兵利器。有鉴于此，现代社会的人们始终对大众传媒及其新闻采编者投以格外的关注与期望。这也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公众及理论界总在对传媒的可信性(Credibility)、新闻的客观性(Objectivity)等概念品头论足，说长道短。正是察觉到传播者与受众之间普遍存在着信息失衡所造成的权势落差，新闻学者们才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新闻的平衡报道”(balance in news content)这样一个隶属于新闻客观性范畴的重大认识主题。

　　今天，大众传播系统的“沙漏”模式已经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方方面面，而且日新月异，与时俱增。要想巨细无遗地勘录所有挑战者的足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就美国而言，我们不妨在挑战者中举出下面几位最咄咄逼人的传播业巨子：有线电视新闻的特德·特纳(Ted Turner)，他设计并组织了两大信息传媒工程，即CNN-at-work和CNNfn。前者将CNN的电视和广播内容直接传送到用户计算机屏幕上，后者则向个人电脑提供联机网络金融讯息服务。比尔·盖茨(Bill Gates)，他促成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与盖茨微软电子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联网运作。甚至像以保守、老派著称的美国《纽约时报》，如今也在电脑时空中频频亮相，大出风头。总之，许多超级传媒集团以及其他一些规模不大但却通权达变、敢想敢干的传媒组织，已经在开发和建立信息交流电脑多媒体网络方面展开了或明或暗的竞争与较量。无数有志于这一领域、被这一领域勃兴的交流机遇所吸引的个体用户，也纷纷加入了开发进取的大军。他们既非替公司社团卖力，也不全是为了赚钱发财。他们之所以参与，是因为难以对网络空间的美妙前景无动于衷。所有这些开拓者们，都正活跃在信息交流的电脑技术前沿，排疑解难，探索前行。与此同时，报纸、广播等传统的线性传播媒体，也开始来这里观望寻觅，企望借助各种非线性的电脑交互技术返老返童，再造辉煌。

　　就像过去所有的拓荒者们一样，今天，电脑时空的开拓者们并没有现成的进军路线示意图。为了更加顺利地迈向未来，我们不妨回过头去检视一下走过的路，从已经积累了百年奋斗经验的新闻传统业绩中汲英咀华，再把当下的新闻实践置于应用信息学的理论框架之中解剖分析，这样，我们或许能更加清醒地认识新闻业的现状，把握其未来。

　　记者所报道、编辑和传播的新闻，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信息，可以满足人类知悉周围新奇现象、监视自身生存环境的基本需要，这无疑是新闻的一大显著特征。遥想数千年前的某一时刻，我们的一位祖先正为搜寻猎物匆匆而行，突然，近旁的灌木丛中响起一阵窸窣之声。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分析，这位祖先的正常反应想必是：对响声(新情况)加以注意，根据现有的信息和以往的经验对这种响声进行辨认与判断，按照自己的判断作出采取何种行动的决策。当然，一切都是在瞬间完成的。这种原始状态下的突发事件，给我们的祖先提出了一个极为简单但却生死攸关的问题：“是我成为它(灌木丛里的野兽)的嘴边肉，还是它成为我的口中餐?”这个问题，正好形象地显现了面对生存环境的挑战，迎战者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利用现有信息接受挑战这一人类的基本需要。

　　如今，人类文明早已旧貌变新颜，但我们每天仍然面对着同样的信息挑战，仍然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根据有限的信息来源监测和了解环境的异常与变化。如果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今天的应战者所要处理的信息已经远远超出了个人感官直接接触的狭小范围，变得更加复杂。人们需要依靠一系列信息处理技术来探知远方的重要事件与变化，汇集有关这些事件、变化的第一手资料，将其制成新闻以满足公众的需要。当然，经由这些信息处理技术加工传播的某些信息，像轻松报道(Light features)、逸事趣闻等并不直接左右着国民生计。但这不应妨碍

　　我们在思想和法律的园地，为那些关涉民众生存与发展的传媒讯息——新闻划出一块“研究的特区”。

　　倘若可以将新闻视为一种满足人类生存需要的新异信息，那么，新闻工作的程式(Processof newswork)就是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重要现象。下面，我将就新闻及其生产、处理技术之间的关系，做一些初步的探讨。

        技术与信息专家

　　纵观历史，每一个时代都有它自己的“标志性技术”(如文字印刷、蒸汽机、电子计算机等)，而在各个人为划定的技术时代，人们通常都将这个时代的“标志性技术”特有的某些突出性能，推崇为一种造福于社会及个人的积极因素。比如，本次讲演的题目是《新闻与传播：走向网络空间的时代》，因为我确信，我们即将迈入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计算机技术和电脑互联网络将成为人们最基本的——当然，并非是唯一起决定作用的——生活条件。

　　言及传播技术，我真正关心的不是物理原理和机械操作。譬如说报纸，它属于一种传播技术，一种把信息编码后物化成抽象符号，再传输给解码人即受众的物理手段。但是，在传播学者看来，仅仅把报纸理解成印有文字的纸张是远远不够的。对于报纸，学者们主要考虑和强调的，是它作为一种特定形态的大众传播所具有的体系结构。这里，我借用了计算机科学的术语——“体系结构(architecture)”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如果我们承认大众传播也是一种社会系统，那么，且试着在脑中勾勒一下它的简图。它是何种大众传播系统?由哪些部分构成?它是如何运转的?运转效率如何?它输入的是什么信息?输入的信息怎样在内部流动?。它的决策目标是什么?它怎么反馈信息?如何输出信息?输出什么信息……当你如此这般地勾勒大众传播系统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标示着它的“体系结构”。用这种体系结构分析法观照大众传播，我们便不难发现，当代的新闻与大众传媒业属于一种单向度的(one—way)信息传递系统。它以工业化的规模生产方式，向公众提供大量的复制信息。

　　为了进一步阐明我的观点，不妨做一个类比。以计算机理论的系统观来考察，报纸和电视新闻的生产与消费类似于巧克力棒糖的生产与消费。要想生产出巧克力棒糖，首先需要前往某个遥远的热带地区采集大量的可可豆，把它们焙干后运到制糖行业的生产中心，生产中心将原料即可可豆提炼成高浓度的可可浆或可可精，取少许浆、精掺以诸多的配料，便批量地产出了整齐划一的巧克力棒糖。整个生产过程，都是由工作人员参照既定的行业操作规程按部就班地完成的。与此相似，新闻业也要从世界各地采集大量的原始信息资料，把它们汇聚到自己的新闻制作中心，也要采用一定的原料压缩、纯化工序，提炼出高浓度的结晶——新闻，这些新闻经过适当的装配、组合，被大量复制成供读者或观众消费的新闻报道。当然，大众传播的系统结构更加错综复杂，它毕竟有更加专业化的操作要求和更纷繁的技术分工。传媒业中的原料采集者，即通常所称的记者，分管采访搜集各种信息，他们手中的权力，源于他们对“信息原料”的支配与控制。传媒业的成品加工者，即通常所称的编辑，则负责原料的压缩和提纯。他们蜗居于新闻编辑室中，对记者采集的信息进行选择、删减和调配，制作出合乎行业规范的样品，然后利用印刷、广播等技术手段加以大量复制。他们在编辑岗位上的个人劳作，经由媒体的传播进入千家万户，可以激发巨大的社会能量，这正是编辑的权力之所在。不言而喻，不论是生产棒糖还是生产新闻，都离不开职业化的专门技艺。掐指算来，大众报业已经有了150多年的发展历史，电视新闻广播也已走过了50余年的产业历程。如今，已有大批的专业人才投身于新闻事业，而且由于传媒业主和发行人质量管理的需要，这支专业队伍的规模仍在不断扩大。不难想象，如果报社的新闻编辑依靠手工誊录消息，电视台的主持人只向个别观众当面播报新闻，那么，一条新闻的事实差错，可能仅仅是一份手抄新闻纸的差错或一次“面对面”传话时的差错。然而，如果新闻工作者在报社、电视台等现代信息复制系统的结构内部出现了失误，该系统就会千倍、万倍乃至百万倍地原样复制这一失误。由此分析，行业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无疑有助于新闻业输出“可靠”的信息。什么是可靠的信息呢?用新闻业务的术语解释，可靠意味着一系列以真实性为核心的信息品质。为了确保提供可靠的亦即真实的信息，新闻界一向重视发展和完善那些能够使新闻更加公正、准确与均衡的技术和方法。

　　尽管新闻界的职业规范给出了实现客观真实性目标的操作指南，但它们本身并没有进一步说明，获得“真实”的信息何以如此重要。在这种情况下，把新闻理解为一种人类生存必需的新异信息是很有意义的。生物的进化赋予了人类一系列心理探试(psychological heuristics)功能，使人们能够从自身亲历的环境中筛选加工出“可靠”的信息。例如，为了更有效地感知各种迅速变化的新异的客体运动，人类进化和发展了自己的视觉系统。人类要想成功地应付周边环境的种种挑战。就要不断运用高级的心理感知机能和判断力来预测风险，趋利避害。

　　今天，置身于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人们的信息需求早已超越了个人感官直接接触的狭窄半径。于是。在传媒为社会生产“可靠”信息的过程中，新闻职业规范便承担了类似于个体心理探试那样的信息认识功能。譬如，倡行准确、平衡的新闻守则，其目的，就是要确保传媒机构真实地反映和报道客观现实，使得读者与观众能够对新闻事实有一个近乎直观的感受，使人宛如亲身亲历了新闻报道的事件或现象。现在，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未来的信息交流体制究竟会选择什么样的心理探试机制与社会认知模式?

      电脑空间的形态

　　让我先列出几个颇有争议的论点，以便引出后续的讨论。首先，尽管不少传媒界的朋友面对未来忧虑忡忡，但依我之见，作为新闻和娱乐的提供者，报纸、电视、广播和电影等传统的大众传媒决不会销声匿迹，他们仍然不失为规模化生产、复制、传播信息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们还离不开大众传播。假设现有的大众传播结构不变，(尽管这一假设本身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大众传媒未来发展的一个基本特征，将是媒介所有权或控制管理权的进一步垄断与集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垄断与集中的趋势，是否会削弱或限制个人的自由与平等?是否将以牺牲人类文明的要义精髓为代价?对此，悲观主义者也许不无哀戚地认为，大众传播的固有结构极易而且必将导致自身各种消极因素的扩散与恶化。乐观主义者的立场则可能截然不同，他们寄希望于大众传媒信息的内涵多义性，他们尤其对受传者各取所需地选择、解读媒介信息的自主消费能力抱有充分的信心。

　　乐观是耶?悲观是耶?且由时间老人去裁断。不过，我本人自认是一个谨慎的乐观主义者。本人之乐观，盖源于对传统的大众传媒和电脑信息交流系统相互结合、优势互补的关注与思考，我很乐意指出这种结合互补型的传播媒介所拥有的某些潜在社会效益和政治效益。当然，我并不信奉技术万能，而且也十分清楚，不论是高层决策者还是普通民众，都应当倍加审慎地对待传媒领域中的革新与改革。如果把大众传播的传统媒介比做一只信息沙漏，那么，新的传播技术结构就将是一种散布(distributed)型的信息交流结构，可以把这种传媒结构比做新闻与信息交流的一个矩阵(matrix)、一张经纬交错的渔网(net)或四通八达的蛛织(web)。我注意到，一些科学幻想小说早已在大体类似的意义上使用了"matrix”一词，而"net”和'"web”则已被普遍用来描述同类的技术模式，比如Internet(互联网络)和World Wide Web(环球网)。一旦进入网络空间，个人和组织便能凭借电脑化的大规模信息交流系统建立多向的相互联系；这时候，同一个人或组织即可以是新闻和信息的接收者，也可以成为新闻和信息的传送者。在这张散布型的传播巨网里，任何一个网结都能够生产发布信息，所有网结生产发布的信息都能够以断续相间的非线性方式流入网络的经纶纬线之中。

　　很明显，在分散型的新闻或传播结构中，类似“把关人”(gatekeeper)这样的新闻学概念不再具有多大的意义。要求在这种结构中恪守那些大众传媒日寸代孕育出来的职业规范和准则，往往过于牵强，甚至是不现实的。网络空间的所有成员都有机会做一名报道者并且自任编辑，当然，他们同时也是信息的享用者——一种新型的受众。事实上，进入这一时空的成员极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伙伴，他们的出现，将使那些防范传媒连锁失误与权力失衡的传统社会规则淡出历史的舞台。尤其重要的是，现在任上的编辑诸公司可能因此失势，丧失了左右新闻议程的控制权。

       信息资料的获取与核准

　　搜集信息并确证其真实性，是新闻工作的一项核心内容。考虑到新闻具有维系和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独到信息功用，保证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准确，当是现代社会—种不证自明的客观需要。因此，当今的新闻工作者总要小心翼翼地对消息来源施以双重核查(doublechecking)，并力求从多种渠道访察、获悉新闻信息。只有通过了真实性的核验、确认，新闻传播才可靠、可信。而在事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决策活动中，可靠可信无疑是衡量一条信息价值高下、能否利用的决定性要素。实际工作中，新闻编辑就是新闻真实准确的核查人和确定者。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构造新闻的真实与准确，但可以通过严格的质量控制支持和促进新闻报道的真实与准确。

　　“沙漏式”的大众传播结构，为把守在“漏口”的新闻编辑履行信息核验职能创造了有利条件。大量的信息材料经由编辑筛选、核验后，被压缩成合格的新闻消息传播给广大的受众。但是，在一个散布式的传播结构中，新闻编辑们将很难成功地行使信息准确性的核实职能，这项工作，将不得不转移给新闻的接受者来完成。要想利用多向传通型的信息交流网络检索、解读新闻信息，检索者和解读者就需要掌握一系列他们现在也许还不十分熟悉的认知技艺。大众传播时代，报纸的记者编辑可以为读者提供很好的阅读坐标，报纸的刊头、标题，消息、报道的版面位置，稿件的写作样式与体裁，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读者对报纸信息的分析与判断。然而，大众传媒系统的这种“导读坐标”极有可能在网络空间里悄然隐退，受众将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每一次信息交流的具体情境，依靠网络之间不断转换的自我定位来对新闻与信息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和判断。诚如《电脑网际观察者》月刊的编辑菲尔·艾格瑞(Phil Agre)所言，互联网络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要把它的网中人统统调教成新闻业务的行家里手，所以，网中诸君除了尽早学做信息处理的行家里手外，几乎别无选择。

　　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学、学什么？如果得不到大众传媒系统常见的那种训练有素的信息向导，网络空间中的人们就只能求助于个人的心理判断与选择，从而踏上一条危机四伏的心理路程。例如，人们通常以为，电视是比报纸更加可靠的新闻信息来源，因为大家都信奉“眼见为实”这句老话。但鲍德瑞拉特(Baudrillard)等后现代主义媒介批评家已经向我们详细地介绍过，利用先进的传媒技术可以在屏幕上以假乱真地将某些新闻事件模拟成“超级真实”的事件，甚至让人觉得比事件本身更要真实。人们对现实的境况难免怀有种种心理、观念上的定式和成见，这就使得传媒有机会虚拟出某些观众看似真实，但在物理世界却毫无根据的事物或现象。

　　照此看来，也许真的应该大力推行一场“新闻扫盲”运动。人类无需专门的训练就能随心所欲地运用自己的视觉感官观景视物，但是，要想对电脑网络传递的信息进行明智的选择和恰如其分的评估，大概就要学习掌握一套新的认知技能。我注意到，当今人们有时提到的“应使电脑与人易处如友”(Making the computer user friendly)，主要是指应把计算机的用户界面设计得直观便当，好学易用，并未更多地涉及用户如何甄选、评估电脑信息内容方面的问题。新闻从业者们一向不愿或不宜教导受众怎样读报和如何收视电视新闻，倘若定要他们作出这方面的承诺，那么他们只有援引众多的新闻规范去解析批注所有的新闻节目。这无异于要求大众传媒的编辑先生挨家挨户地送报上门，然后耐心伴读于阅报者身侧，随时解答读报人的质疑。

　　我想特别提醒诸位，计算机网络天生具有一种与其他系统藕合联通的技术倾向。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发了电子信箱(e-mail)、联机网络(on-line)和网站(Website)与电视媒体相对接的复合型传播系统。例如，我居住的城市——美国首都华盛顿地区的电视新闻台目前设有网传图文(WEBPAGE)，它可以向用户提供电视屏幕范围之外的图文服务，还可以通过电子信箱与气象报告员直接交流。这种复合型传播设施的信息收发范围非常广泛，既能同步接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卫星图像，也能转报当地公立学校自动气象站的气温和风力报告。毫无疑问，这种联机网络同传统大众传媒杂交产生的复合型传播系统，为新闻工作者与受众密切彼  此的联系，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此外，通过建立这种新的反馈渠道，传媒的视听阅读率亦将更上一层楼。

　　令人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为数不多的新闻工作者和传播从业人员真正明了自己的机遇，而能迅速抓住机遇，充分利用这种机遇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许许多多的编辑、记者宁愿固守着传统的大众传播模式?在它的信息单行道上循故辙、蹈旧矩。他们一厢情愿地认为，即便到了电脑化的新闻交流时代，读者或观众也照样得请编辑先生们指教，哪些新闻才是货真价实的重要新闻。

　　用计算机科学的行话表述，新闻编辑作为信息“把关人”的职能，就是进行信息压缩(information compression)。这种信息资料的压缩技术并不十分适用于网络空间这样的散布型传播结构，相比之下，计算机理论及其工程应用更看重的是信息过滤(information filtering)而不是压缩。对于散布型的传播结构来说，信息过滤是一种效能更高、更为妥贴的信息筛选技术，它在信息经营者(新闻从业人员)与终端用户(读者或观众)之间编织了错综复杂且富含平等因素的权力关系。眼下，新闻编辑们之所以大权在握，是因为他们可以自信地说：因为我在这个系统中把守着这样一个位置，所以，你们只能在我划定的领域里进行价值判断与选择。但是，在网络空间中，新闻编辑更多的任务很可能是“巧指路”而不是“严把关”。他们将不时地询问读者或观众：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将指给你一条穿越网络迷宫，实现自己目标的坦途捷径。不过，这种“编辑——指路人”的角色究竟如何发展，现在还难以一一预知。我们应以怎样的职业道德和伦理准则规范这种脱颖而出的传播角色?编辑作为“指路人”是朝社会工作者看齐呢，还是向保险经纪人靠近?他们将服务于谁的利益?为谁辛苦为谁忙?为他们自己亦或他们的团体?为公职机构的各级官员首长，还是为现存的经济组织和经济集团?

　　今后，某些“指点路径”的工作，甚至其中极其关键性的一部分工作，也许要由“死”的电脑程序而非“活”的编辑劳务来完成。这势将引发有关人脑与电脑、思维的要义、生活的价值乃至人类的本质等一系列形而上的深刻议题。到那时，或许可以把“新闻价值”(News worthiness)概念换算成数学性质的程序符号，电脑将根据信息用户的常规消费需求，全方位地扫描网络时空，自动替用户挑选有“价值”的新闻信息。人们在享用这种信息服务的同时也要认真地思考：是谁在设计电脑程序、安排信息议程?哪些人有资格了解和掌握用户行止及嗜好的详细资料?

　　公众会不会因此放弃许多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实践机会?显然，还找不到上述问题的完备答案。但我甘愿为之冥思苦想，上下求索。

　　我本人常对未来寄予美好的希望。披荆斩棘的拓荒者们不时从网络空间中传出的叱咤之声，令我倍受鼓舞。虽有诸多欠缺但已逐步展开的传播新媒介理论，看重每一位社会成员的正当权利与自由，对社会信息系统的开放与公开给予高度评价。它告诉人们，信息本身就是一种自由的元素。套用十九世纪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的一句名言，我们可以说：在网络空间里，你或许能够在某些时候对某些人隐瞒某些信息，但你决不可能永远对所有的人隐瞒所有的信息。

　　另一方面，我又常为传播与技术正日益冷酷无情地把世界隔离成两个营垒而深感忧虑。一座营垒由那些受到良好教育而且极具经济实力的信息贵族把持踞守，他们是计算机系统的经管者，控制着传播工具与条件。另一座营垒则属于传播圈的“下层阶级”，这里的成员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在巨大的传播机器的摆布下过着物质与精神双重贫困的生活。而同一个传播机器，却向对方的营垒奉上了权力与财富。

　　作为一位学者，我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奉献给了传播学研究。我为生活在这个虽有坎坷但却激动人心的时代而深感荣幸。在我看来，任何一个研究领域，都不可能如新闻学和传播学这般充满了戏剧性的境遇与奇观，也没有哪一个研究领域能如新闻学和传播学这样为我的男女同胞们大敞凯旋之门，高奏希望进行曲。

　　——注：本文为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马克·利维(Mark Levy)1996年3月6日在香港浸会大学40周年校庆会上讲演的主要内容。